投降或屈服,意味着随后无尽的骂名,如果被放回来,那与屈服和变节的结果差不多,一生中也会在道德歧视中受尽屈辱。当然,希望俘虏和被侮辱的女人自杀的人,却是没有牺牲的危险的,他们“安全”地道德观望和审判,其任务只是给女人列贞节牌坊表彰,流传烈士的英雄事迹。然而,王炎午的祭文,在道德高调主义的热情、壮烈下,同样掩盖不住对基本生命关怀的冷漠。他不是站在文天祥的生命立场来看待文天祥,而是以自己渴望却不为的道德圣人标准,去要求妻离子丧的文天祥为了那个道德理想牺牲。
道德价值的实现,特别是需要生命的损害和牺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意志。所以,王炎午劝死文,是对文天祥生命的不尊重和冷漠,它的出现,并非什么文化荣耀,反是一种文化悲哀。文天祥的生死,需要他自己的抉择,他的生命权只能由其自己支配;其他人,无论用多少圣洁的理想或者标准,都没有要求别人去死的权利。而赵昺同样以为自己的生死同样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却不是眼前这位一身‘凛然正气’真的会在失败之时背着自己蹈海的6秀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