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很多读者来问我到底潘“不可用”以及潘后来的下场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写一个番外的番外，该情况与剧情无关，不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不看。
潘汉年的情况十分复杂，他的下场与他和各路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大有密切关系，
1925年，潘汉年与博古在无锡有关孙中山追悼仪式上认识，由此两人结识，这一年潘加入了z。由于潘不但是书香门第之后，本身学识、口才、文化都不错，因此在后面几年历任《革命军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等要职，结识了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战线的人物。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潘汉年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获得了“小开”的绰号{上海话大老板公子}。
412之后，潘的身份没有暴露，后来继续留在上海工作，担任z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左翼文化总同盟z党组书记，继续与左翼文人打交道，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而此时潘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z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和在z xuan bu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是李立三。
1931年z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z zhi ju，分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对博古说需要一个得力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了潘汉年。于是，1931年1月底，潘就任z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直接受王明领导。这一年也是z临时中央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刻，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4月27日，长期领导z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4日，z shu ji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遭逮捕后叛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被迫离开。
9月份，搜捕更趋严重，几乎难以立足，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gong chan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gong chan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几项项安排来保证自己的地位：第一项是组成临时z zhi ju，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这里六个人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物，而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在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观点一致的战友。由于周恩来不在，他巧妙地排除了三朝元老周。同时这个临时班子不设zong shu ji，只有常委和总负责人，给自己保留了zong shu ji的位置。
第二项是决定重新加强特科工作，由于长期工作的人员相继叛变或者牺牲，王明就提出要用全新的人才。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从入党到现在，潘汉年一直周旋在白色恐怖下，但自身毫发无损，甚至连威胁都没有，还为其他同志解决了大量的安全困难，这就使得博古对他有一种信任感，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z中央特科工作。王明对此表示接受，并和博古约定潘汉年为双方的联络员——“从1932年1月1日起与gong chan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gong chan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guo 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件，只能靠脑子记，用口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潘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