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也由当初的一卷，逐渐繁衍增加为十卷，成为巨著。不仅内容强化，而且成为道士的必修经典。除了《化胡经》本身增修了内容，同时还有一些有关的新书出现，如：老子开天经，出塞纪，玄妙篇等等，广传天下，越打越强，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经》之所以被认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说到的“民族神是能够容忍别的一些民族神同他们在一起的，……但决不能让他们高居在自己之上”这种民族自尊心理，具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迎合了华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强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认为我们是中央之国、中央上国等等，而称其它国家则为“藩属之邦”、“蛮夷之地”，其人则是“狄夷之人”，更有细化的称呼叫“东倭西胡，南蛮北狄”。佛祖即便是个王子，出身高贵，那也是“藩属之国”、“蛮夷之地”的胡人，“蛮夷之地”的胡人成圣成神，怎么说也是令自尊心理极强的华夏民众有点费解。而《老子化胡经》就适得其时地给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圣，是由老子教化、点拨的因素。这费解的问题就不费解了。况且老子是上古大贤，年龄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来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从另一方面讲，《老子化胡经》也迎合了统治阶层的大一统心理。在以前的华夏大地，不光民众的民族自尊心理强烈，统治阶层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强烈，并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种自负心理，喜好“八方咸服，四方朝贡”，“蛮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华夏大地影响很大，怎么说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经》的出现也满足统治阶层的自负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经》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统治者，特别是唐、宋朝统治者的积极认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随着《老子化胡经》的传播，另一种说法“三教出一门”也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门
《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当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记载还有其它几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较为公认和通行的说法。
这一段文章里，详细记述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问策。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在这次问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汉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学说，而这一学说，从此也奠定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