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对于自己的优势是很清楚的。
他的优势既不在于是个“现代穿越者”，也不在于他是个“明史研究生”，而是在于他能掂明白自己的斤两。
这一点在历代帝王的德行中属于一种相当稀有的品格。
用现代通俗俚语的讲法，就是他朱翊钧很拎得清。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能时刻保持“拎得清”的状态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虽然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信息方面，官僚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
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皇帝若要夺去这柄武器，无异于要单枪匹马地徒手和官僚集团来一场白刃战。
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教员。
战争年代的教员是那样地运筹帷幄，决战千里，胸中自有百万雄兵，纵横捭阉，战无不胜，但是后来怎么会提出一个完全背离社会实际的“一九八零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呢？
倘或站在二十一世纪回头再看，这个号召已显得十分可笑。
这种可笑号召的产生根源，就在于那样一位在战争年代几乎无所不能的伟人，对当时国家的真实状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
在此事上，伟人如教员虽然必须要负上一定程度的责任，但根本问题却是官僚集团对信息权的绝对垄断。
皇上圣明天子，执法如山，可是底下人偏说他们那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皇帝权力再大又能怎么样呢？
官僚一级接一级地报喜不报忧，看着上峰的脸色说话，说上层领导爱听的话，个个都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皇帝又能怎么办呢？
更何况，一条信息在经过各道官衙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数次加工。
在无数信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哪些方面、隐瞒哪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能把控在自己的手里的切实权力。
难道辽东军民能天真地指望李成梁能向万历皇帝汇报，说他扶持努尔哈赤不全是为了制衡女真各部。
而是为了建州与辽东势家的私相授受，为了努尔哈赤将他认作比自己亲生父亲还重要的“干爹”吗？
倘或官僚们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的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
那么即使伟大如教员，也难免会出现持续几十年的“错误估计”。
对此，朱元璋和朱棣的解决办法是推出另一个直接隶属皇帝的权势集团去与官僚争夺信息通道的控制权，这就间接地导致了朱翊钧如今处境中的“宦官干政”。
其实说“干政”也不贴切，毕竟张诚对皇帝是如此地尊敬与惶恐。
朱翊钧刚提出让他不当奴才的假设，他自己就先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权宦”说白了就是奴才中的最高等级，再高也还是奴才。
但是宦官有一项权力就是能直接向皇帝反映情况，而反映真实情况难免就会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宦官便很有可能被收买所包围。
一般而言，收买的结局对宦官和官僚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
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太祖和成宗两代人构建起来的直属于皇帝的信息通道被再次堵塞。
因此最终摆到皇帝面前的，定然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无论是文官、勋戚还是宦官，谁禀奏的陈言皇帝都不敢全然相信。
皇帝在这种情境下就相当于一个看上去威严无比，实际却又聋又瞎、永远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
一个又聋又瞎的人，无论曾经有多大的成就，在帝国体制中终归会遭受轻蔑。
即使是教员，在秘书那里得到的评价也依然是“能治天下而不能治左右”。
当然这个评价比天下左右皆不能治的崇祯皇帝得到的要高多了。
客观上来说，崇祯皇帝确实并不算一个亡国之君，他是一个普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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