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富都源自土地的时代，拥有土地，就相当于拥有了生产资料，根本不用担忧生计。
实际上直到18世纪，被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仍然在《国富论》中将土地作为唯一的财富来源。
第二个途径，就是劫掠。
古代军队每下一城，将领大多都会选择给士卒数日时间去肆意劫掠城池，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军队给的微薄薪金，根本无法提供给士卒日后生活的保证，而杀敌进爵也不是谁都有机会的，因此为了能够在日后活得有尊严，或者至少活下来，在战争中劫掠一番，是各国上下都默认的“福利”。
昭军在入安邑之后，当然也有过系统性的劫掠，但扶苏并未制止，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只要不涉及杀人、强暴等事，虽然心中不以为然，扶苏也不会去断绝士卒们的财路，顶多会告诫一下士卒多去抢大户，并在事后想办法补偿一下魏人。
由劫掠而导致的军纪、治安等问题，并不是此番建言的重点，因此想了想，扶苏还是决定先揭过不谈，只重点在信中表述了如何应对。
应对的第一策也十分简单：发钱。
在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财富自然是土地，但是土地不能直接发。
自商君变法以来，土地就与爵位严格挂钩，无爵之人再有钱，也不能购置土地，如果分发给无爵的退役士卒，会违背类似于宪法的商君之法，并不可取。
因而只能发钱。
至于发多少合适，扶苏也给了一个数字。
十年的薪金之和。
那么具体是多少呢？先来说说普通昭军士兵的收入情况。
昭国募兵的薪金是各国最高的——其余各国只有补贴——“年薪”却也只有20石。
20石是个什么概念呢？以如今的经济水平做个比较的话，大概相当于年收入2400元左右，这应当说是十分微薄的。
因此如果不偷不抢不立功，普通士卒的年奉是难以养活自己，更枉论家人的。
这样的年奉即便乘以十，也只能勉强维持日后一个并不体面的生活而已，并不如何诱人。
因而扶苏提倡的改革，首先就是大幅提高士卒薪金，提高的幅度是一倍，达到年薪40石。
这个数字虽然也算不得太过丰厚，却已经超过了普通咸阳手艺人的年收入，接近第一级爵位——公士的岁奉了。
在此基础上分发的退休金，除了进行嫁娶绰绰有余外，还足可以在普通城镇购置一处合适的院落，以及进行一些生产活动。
如果能够在参军期间获得赏赐甚至爵位，退役后的生活应当是非常舒适的。
然而只发钱的话，就好比只授人以鱼，退伍士卒很容易坐吃山空。
于是扶苏还有第二策：转业。
这是借鉴了古罗马与后世中国的经验结合而出的策略。
士卒在军队中所学到的知识，大致而言分为两种，第一种自然是杀人术，而第二种就是建设。
修路搭桥、建造营帐、挖掘壕沟，这都是需要大量士卒进行劳作的土木工程。
这样具备集体建设能力的士卒，在古代大多数人缺乏建造知识的情况下，是十分珍贵的人才。
前面说的进行生产活动，也主要是集中在让他们进行生产建设上来。
扶苏所要采用的，是“国有企业”与“私人承包”相结合的手段。
简单来说，就是由国家成立机构，牵头进行巨大的土木工程事业，比如修建阿房宫、长城、骊山墓等等。
然后将这些工程分包下发给退役士卒，再派人引导与协助。
如此，在实现了士卒的转业之后，还能盘活全国的经济，使得修建大规模工程不但不劳民伤财，反而成为生财之道，甚至还能大幅缓解一直压在昭国人肩上的沉重劳役。
而如果不愿意进行辛苦劳作，扶苏也有办法安置这些退役士卒。
于是我们终于说到了加强地方防备上了。
退役士卒的主要能力，当然还在于他们成熟的杀人技术，这样的人才如果不利用在地方守备上，才是巨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