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的权责，具体来说，在外商与清国官府交涉，包括通关、验货、纳税时，必须由十三行作中介。十三行商是拥有垄断中外贸易特权的商业组织，也是清政府与外商之间的媒介，兼有外交职责，即“以商制夷”。
广州十三行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受到外商的信任，但有些痼疾却难以摆脱。当然问题的源头在于清国自身。
第一个原因，清国制订的工商业政策，是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为出发点的。
发展工商业，如果不利于清国的统治，则往往被认为“好（hao）货”，“贪利”而加以摒弃。因此，清国的许多工商业政策如果单从经济上观察，往往不可理解，但从巩固清国的统治秩序上来考察，又自有其政治需要。
同是茶叶运销，由上海北运天津就可以经由海运，由上海南运广州则不许经由海运。下海船只，单桅的就准许出海，双桅以上的就不许出海，等等。
单纯从经济上考察，是讲不通的。茶叶从上海经由海运到广州，比由内陆翻山越岭到广州，时间和运费都有很大的节省，要扩大茶叶销路，需要的是鼓励海运而不是限制海运。至于双桅以上的大船，载重量大，航行迅速，要发展海运，需要的是鼓励而不是限制。
这些清国朝廷不是不知道。但它却有更重要的考虑。在清国朝廷看来，上海以南的海面是外夷和奸商相互串通的危险水域，双桅以上的大船，是“桅高篷大，利于走风”，最易偷漏的危险船只。所以，这些都需要加以禁止或者限制，叫做“防患于未然”。
第二个原因，便是垄断带来的利益层层盘剥，使市场失血，严重遏制了商业发展。
在对外贸易方面，顺治和康熙初期，广州、福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人都是有势力的大商人；康熙中期，广州、宁波、厦门还出现向朝廷纳贡的所谓“皇商”，他们一来，“本地商人就吓得不敢再出面做生意”。
在这种背景下，康熙末期以后，在西方商人势力集中的广州，所有对外贸易，完全操于行商，即广州十三行之手，主要进出口商品，全部由行商经营，禁止行外散商参加。
譬如在清国对日本的洋铜进口贸易中，乾隆初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所谓额商，他们自愿先铜后帑（先货后款），不但不要先领帑本，而且愿意代偿原有官商的旧欠，条件是其他商人办铜，必悉附额商名下。显然，他们是拥有厚资的大商人，对他们说来，垄断权的获得比官本的领取重要得多。
这种特权的获得，前提必然是对朝廷的大量献金和对主管官员的贿赂。广州十三行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一方面他们努力维持自己的商誉，在契约精神层面非常完美，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深陷官商**之中，欺压自由商人。
由于眼光的局限，道光帝所理解刘韵珂的“以藩制夷”，与上述“以商制夷”，在官商层面没什么不同，而多了一层招安南洋镇军事力量以抗衡洋人的意思。
但谢绾授意邹汉勋，向刘韵珂所提的以藩制夷之策，则另有深意。
谢绾手里的南洋镇有两个打破“官商体制”的利器，其一是与英国人自由贸易的《南京条约》，其二是南洋镇的军事实力。
应该说在原时空中，英国人虽然握有《南京条约》，却因为无法深入干涉清国官场，所以依然没办法突破官商对洋货的遏制，这导致鴉片贸易在鴉片战争后继续增长。
而谢绾却相对更了解清国的顽疾，他要借洋人坚船利炮的威胁和暴力的手段，强行突破官商体制，这是他提出以藩制夷真正意思。
南洋镇进驻香港，接管广厦福宁上五处贸易口岸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摇身一变，成为包括南洋镇商人在内的海外商人的保护伞。能够通过公开法律保护的，绝对不倾向清国官府；不能通过公开法律保护的，就通过私下手段处理。
期间，福州府想按广州十三行旧规，向南洋镇索取高额贿赂，被南洋镇告上朝廷。
朝廷轻描淡写处理之后，反而引起福州府对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