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三章惹祸
尽管日本试图将中国变成保护国的阴谋最终破产，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受损的程度也是惊人的，譬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在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袁世凯在大总统申令中表示，该条约“创巨痛深，引为惭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召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其中的奈、惭愧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双方实力对比来看，当时袁世凯所采取的外交和谈判策略还算是可圈可点，后来历史学家将“二十一条”认定为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而采取的投日卖国行为，这就未免言之不公了。正如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所说的:“当年袁世凯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
毕竟，在当时实力悬殊的情况下，逞一时之勇并非明智之策，而袁世凯也并没有像宣传中所称的全盘接受“二十一条”；至于在谈判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让步，实属委曲求全的屈辱外交而非卖国性质。笔者并非有意为袁世凯等人喊冤抱屈，乃历史评判须以事实为基础，如果仅从忠奸之价值判断，难免脱离事实之真相，对历史人物也是不公道的。在民族感情受到伤害的情况下，参与谈判的曹汝霖、陆宗舆（时任驻日公使）在“五四”运动时被爱国学生所追打，也是可奈何之事。所谓“弱国外交”，弱国的外交人员更是在火上烤也。
难能可贵的是，被袁世凯通缉而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如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人，他们在国难面前非但没有乘袁之危而共同倒袁，相反，他们却选择了公开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当时因政见相异而与孙中山一度失和的黄兴，当时也拉下面子亲自写信给孙中山，劝他暂时“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才是真正的革命:b
如今举国都在抗日，王茂如自然也不能例外，只是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又不得不释放这个间谍，国弱个人强必死疑，王茂如只好忍下气来期待秋后算账的打算了。
正所谓福双至祸不单行，这边因为日本人的事儿憋气，那边毕桂芳又带着唐宝琪去了恰克图谈判去了，唐宝琪甚至只来得及写信告别。等到王茂如处理完小日本的事儿，受了一肚子气寻思寻找一个温暖的怀抱，让自己一颗受伤的心抚慰抚慰，却只得到一封冷冷的离别书。这猴年马月才能见一次面啊，王茂如心中感慨道，毕桂芳这老头你也忒不是东西，今日的事儿，咱俩可没完。你是故意的怎的？都差最后一签定了，还把俺媳妇拐跑了，你给我等着，咱走着瞧。有道是又出不报非君子，王茂如当真大半年之后报了仇，让毕桂芳吃羹了。
他还在寻思宝琪被拐跑一事儿呢，然而却不知因为他擅自袭击西布特哈都统营，并活捉了贵福，引得东蒙诸位蒙古王爷大惊，尤其是贵福的父亲呼伦贝尔副都统胜福，他立即派人要求第十七混成旅马上释放贵福。（实际上贵福是胜负的侄子，由胜福子女，将他抚养长大形同亲子，文中为了需要略作改动）
王茂如对那蒙匪的代表说我代表的是政府军，你们找北京政府吧。胜福立即打电报给北京，要求立即释放他的儿子，西布特哈都统贵福，并且代表全东蒙的王爷发来威胁令，一旦贵福出事，东蒙古诸王绝不会与中央展开任何谈判。
王茂如这算是捅了马蜂窝，他还突然不自知，直到袁世凯一封电报，让他酌情释放贵福，并且回北京解释这次冲突，这才让他清楚自己的举动引来多大的震动。不过王茂如不是个坐以待毙的人，他向北京打电报，说自己即刻带战俘贵福南下北京，但不会私放贵福，因为他是代表政府对叛军的围剿，而不是两国交战。
北京方面允许他带贵福回北京，同时胜福得知儿子贵福安然恙，松了一口气，也不再强硬，允许他在北京释放。
于是王茂如把军队让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