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路终点难说何方，最后也未必走得通，但随着刘旸抓住“重点”，至少眼下，是以一个稳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前进。
雍熙元年的皇帝刘旸很辛苦，除了军国大事的处理，他将很多时间，都花费在官吏的考核教育上。
外放的朝官、进京戍职的地方官，从知县令长起，他每个人都要亲自接见，考察他们对履地政治民情的了解，听取他们的施政想法，同时交待他自己的用政理念。
皇帝都亲力亲为到这个地步了，自然是有效果的，正是在这样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之下，属于雍熙皇帝独有的权威自内而外开始建立，也是皇权也开始起步反击。
而地方上的官僚们，或许不会在意民间疾苦，但一定在意自己的权势与官帽子，皇帝也通过这场政治整风，让他们清醒得认识到，哪怕天高皇帝远，紫微城中的雍熙皇帝依旧是能掌控他们前途生死的人，不要失了敬畏之心。
刘旸也向他的臣僚们传递着一个态度，清廉自守，尽职做事，那就无事。想要进步，则做当下最重要的事，释民怨，安民心，卫公平。
当然，刘旸能这么做，掀起这样一场政治改革，也是有足够基础的。首先，类似的“整风运动”在世祖皇帝时代并不少见，大汉的臣民对此也是“有见识”的。
其次便是刘旸是从一个实权太子进化成皇帝的，除了母族等外戚力量的支撑，三十多年间以东宫僚属为核心也培养了大量人才，而这些毫无疑问是刘旸的核心力量所在，从各方面支持着他的执政。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大汉帝国在世祖皇帝统治晚期，出现了各种弊病，国力有所衰退，但统治阶级的整体实力与控制力还是很强的，朝廷的权威也足，从官方到民间，风气从整体上也是向上。
没有这些，像刘旸这么搞，早就沸反盈天了。诚然，大汉诸道州都有各种跌破下限、毫无吃相、贪婪到近乎愚蠢的剥削行为，但不是所有地方都如川蜀那般，连最后一粒粮、一枚铜钱都不愿意留给底层下民小农。
而通过这么一场“政治进攻”，刘旸也才真正意识到，世祖皇帝留给他的，究竟是怎样一笔财富。这笔财富的核心，不是皇位、耳目与财富，而是那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稳定运行了几十年的国家社会管理体制。
在这个体制里，只要能把握住核心权力，那么皇权几乎是无限的，当然，也只有世祖皇帝能触及到那最高的上限。
为此，刘旸甚至不由反思继位以来发生的种种状况，有些事情甚至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依其预计，他登基之后的情况，应该是众正盈朝，君臣一心，共同匡正大汉积弊，让国家重新走上一个正轨，创造一个更为理性和谐、繁荣昌盛的清平世界。
但显然，刘旸此前太“天真”了。痛定思痛之后，刘旸得出了一个结论，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他保留了太多东宫时期的心理与作风，名位虽到了，但思想上远没有跟上。
要知道，世祖皇帝为何会拥有那般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不是白来的，也不是靠活得久，那是他张开獠牙利口生生抢来的，那是建立在累累尸骨上的。
或许不那么充分，但当刘旸真正认识到手中权力，并利用其治国理政时，大汉帝国也自上而下地向着曾经的秩序恢复。
平心而论，从刘旸登基以来产生的种种风波，出现的累累乱象，如全部归咎于他这个雍熙皇帝无能，诟病他软弱迟疑、掌控力不足，那是有失公允的。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讲，世祖皇帝的问题很大，他既创造了一个巅峰的封建帝国，也带给臣民无尽的压力与麻烦。
而比起继承世祖皇帝的伟大，刘旸更大的挑战，反而是如何一边承受着那光环的反噬，一边给先帝买单擦屁股，税改是一方面，蜀乱也是一方面，两者之外，还有更多。
蜀中起义，对于还未彻底走上正轨的雍熙政权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对皇帝刘旸来说，同时也危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