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三年税改轰轰烈烈的洗礼后，大汉的地主阶级们也从初期的打击中醒过神来，适应之后，
像当初那种把土地在族内化整为零，分担地税的办法，到如今，也已显得落伍了。就像正在两淮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灾民返乡后，土地依旧给你种，田册上登记的所有权还是你，还提供农具、种子、耕牛租赁服务，只不过，每季地里产出，刨除上缴给朝廷的正税之外，还需缴纳一部分给“债主”。
也不怕上面来查，毕竟，这一切都是按照税改规定来的。这可不是兼并，只是还债，朝廷要打压“主佃”关系，这“干干净净”的债务关系总不能禁止吧。
唯一的问题，或许只是利率要高一些，还能随时调整，到那种一辈子都还不清的程度这是剥削？是压榨？若不是贤达、族老们施善心，人都要饿死了，即便剥削，你首先得有被剥削的价值。
如果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嗯，正常情况下，官府是不会来找麻烦的，只需要把税收缴足，喂饱了官僚，他们又怎会关心屁民的困苦。
何况，值这等大灾时节，他们的做法，可是救苦救难，功德无量，给朝廷省了多少事，又减少了多少是非动乱，对治安秩序的恢复又有何等改善作用，该是官府予以嘉奖表扬才是。
而乡贤郡望，需要做的，只是把自己地盘上的泥腿子们管好，老老实实种地产出，规规矩矩缴税纳粮，别搞出什么大乱子，给官老爷们惹麻烦，给朝廷添堵。
大家伙儿，一起维持“开宝盛世”，携手营造一个河清海晏、繁荣昌盛的气象，那就是天下大同了
似乎淮南地主们的搞法，并非特例，这就像是封建地主的本能，触类旁通，这也不是唯一应对朝廷税改的策略。
即便并不是税改的主要执行人，对于两淮出现的种种现象，刘旸依旧感到愤慨。作为太子，他必须地站在朝廷与皇室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抛开其他种种不提，就这种想尽办法找漏洞、挖空心钻空子的行为，便是对朝廷权威的亵渎。
能够在朝廷大政上动心思，自然也能在其他任何事件、任何领域与朝廷对抗。阳奉阴违，对任何一个上位者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
愤慨之余，刘旸又大感头疼，因为他清楚地看到，倘若地方上那些宗族土豪都这么搞，朝廷想要整治，实则也拿不出太多的办法。
武德司的调查，也仅仅是浮于表面的，知道有这种行为，但要具体到个人，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要具体到更多案例，付出的代价将更加高昂。
归根结底，朝廷的监管力量是有限，辐射范围也是有边际的。皇权下乡，何其难矣。一旦让乡下那些土豪们掌握了应付朝廷的办法，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
刘旸几乎已经预见到，两淮地区的税改，遭此挫折，如不设法遏制，加强监管，恐怕前途堪忧。甚至于，对老皇帝在这晚年强行推动的税改，最终会走向怎样的结局，刘旸都有所怀疑了。
大汉有数十道，上千县，每年发生的各类大小灾害难计其数，而每一次灾害，都是对旧有田土秩序破坏，都能轻易造成自耕农的破产，给地主阶级带去兼并扩张的机遇与便利。
天灾与人祸纠缠在一起，爆发出的对政权的破坏力，是难以想象，也难以杜绝的。
有那么刹那，刘旸几乎认识到了大汉帝国统治的本质，不管皇帝怎样忧国忧民，朝廷施行何等善政解民之困，民，永远是困苦的。
皇帝不可能越过贵族、官僚、地主、宗族去直接统治小民，只要中间隔着这些食利阶层，那民永远不得自由，温饱都不容易，遑论其他。
倘若要推翻中间的利益阶层，那又无异于自掘坟墓，皇帝制度终究不是靠那亿万黔首屁民来维护的。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话固然不假，能够意识到这点的皇帝，更能称之为明君。但是，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