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利义辉与足利义时的关系不太融洽也不是秘密，自京都骚动以来幕府衰退的趋势越发明显，关东公方的影响力却随着奥州合战的阶段性胜利节节攀升，这一反一正一降一升的对比就让部分武士很不开心，京都事败的责任也被归咎于足利义时支持不利，重重因素累加过来使得足利义辉与足利义时的关系越发恶化。
大馆晴光隐退到大津城养老，伊势贞孝的遗子伊势贞良向政所执事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摄津晴门这个将军扶立的新执事的权威不断下降，细川辉经、一色藤长、三渊藤英、仁木义政、畠山尚诚等谱代家臣对关东公方保有很深的成见，幕府内部的声音里对关东的制衡远远大于倚重。
这不是个好消息，幕府不友好的态度让关东足利家有些无所适从，足利义辉身居従一位右大臣在朝廷里有相当大的发言权，他选择对足利义时进行压制而非倚重，就给近卫前久、中院通为一系的公卿带来很不利的影响。
近卫前久提出晋升足利义时従二位的动议，被二条晴良与足利义辉联手否决，据说足利义辉与近卫前久的关系也在逐渐疏远，私下与幕臣交谈时后悔给足利义时关东公方的名份，可以想象这话通过忍者众传到足利义时的耳边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服部保长不是幕臣，他不觉得有必要为幕府公方的安危负责，二条御所安全与否要看幕府庙堂之上衮衮诸公的职责，不是他这种一文不名的低级武士的责任。幕府没给他一份恩赏又何必给他卖命。服部保长的态度恰恰代表整个关东武家集体所释放的意志。
即便强势如足利义时也必须接受家臣团集体的诉求。关东武士尤其是经历过早年战争的三河武士、越后武士对幕府公方的意见非常大，为幕府出生入死得不到认可和恩赏，还要指指点点对他们在关东的行动说三道四，那帮废柴幕臣打不过三好家，就怪罪关东公方支持不利让幕府丢人丢份，这混蛋逻辑不知让多少关东武士翻白眼。
要知道这个时代是不相信眼泪的，也不存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匹夫都要为兴亡负责。岂不是暗示堂上诸公无才无德尸位素餐，有多少能力就要承担多少责任，身居高位推卸责任是要被耻笑的。
……
近江国滋贺郡大津城坐落于琵琶湖最南端，这里风光秀美景色宜人是文人雅士驻足之地，西园寺公朝、花山院家辅等当朝公卿机会每一季都会来此小住几日，十几年的苦心经营收获的不仅仅是一座花园城市，更是一张良好信誉堆积起来的金字招牌。
近江国的富庶无须在于坂本的商业发达不让堺町，坚田的手工业繁盛聚集大量町人，以及大津这个宜居城市的新名牌，就好比提到畿内总会想到京都的繁华。堺町的活力，大津的城市名片就是宜居。
试想有一座毗邻宗教圣地延历寺、园城寺、西教寺等天台宗名刹。又距离距离京都、坂本只有咫尺之遥，乘坐游船不到半日即可来往京都的花园城市，会对许多向往畿内生活的人们产生多大的吸引力，所谓近江三城是琵琶湖上三颗明珠的说法便由此得来。
大馆晴光隐居在大津町里，同样均居于此的还有久世右大臣久我晴通，这一天来自堺町的茶人千利休、今井宗久、津田宗及到町内访问，在大馆晴光的屋敷里召开一场小型茶会，参与会茶会者大约二三十人，出身来自三教九流，却都有一手非凡的本领。
比如同被喻为医圣的堺町世代医官世家，撰写《医心方》三十卷，因为医治正亲町天皇而得天皇一字下赐的，従三位宫内大辅半井瑞策，编纂《花论二十箇条》的堺町花道圣手文阿弥，堺町第一家造出堺筒的橘屋又三郞，曾一度流落到琉球国，受到琉球国王尚真厚待的著名乐师杵屋喜音谈话，以及薪屋三二，誉田屋宗宅、竹仓屋绍滴等文化人齐聚一堂。
堺町的茶道宗师非比寻常，不似足利义时认为的那般附庸风雅，他们品茶讲究恬淡自然，居于半密闭的茶室插花一束，煮水一釜便可，只是此次茶会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