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提醒和帮助，我也代表泰国人民感谢贵国的真诚援助……”
曼谷，泰国银行内。
行长桑尼正拿着电话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李先冲聊着什么。
桑尼的语气态度很谦卑，脸上也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激，完全没有去考虑双方在职务上是平级的。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
桑尼能够出任央行行长，也并非全靠家族的势力，在对金融的理解上，还是有真材实料的。
身为泰国央行的行长，他很清楚泰国现在面对着怎样的危机。
1995年1月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际资本的目标就已经盯上了新兴市场国家。
摩根大0通、花旗、高盛等投资银行，以及索罗斯基金、老虎基金分别在今年7月份对泰铢进行了试探性进攻。
那一次，泰国央行联合新加坡金管局和香港金管局对市场进行干预，空头进攻者被暂时性打退。
各大空头在市场上丢下了大约六亿美元的亏损。
那时候，量子基金在斯坦利.德鲁肯米勒的带领下也对泰铢发起了进攻，但最终以累计七千万美金的亏损而告终。
空头的进攻逻辑是泰铢流通总量快速扩大，但泰国政府的外汇创收能力却出现了快速下滑趋势。
简单来说，就是泰铢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大于了需求量。
这一点，桑尼也非常清楚。
年初桑尼东京参加会议时，当时一位与日本大藏省关系密切的学者在闲谈中提到过一个话题。
“如果日元对美元汇率水平变为150∶1，泰铢是否会放弃固定汇率的政策？”
桑尼当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从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如此要命。
1995年4月，日元对美元汇率曾达到80∶1的峰值。
到了1996年，日本经济出现了一个小的复苏，日元对美元汇率大约为104－116∶1。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而泰国则是最容易遭受日元套利外汇交易攻击的国家，因为泰国55的外债是日元，并且日本是泰国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
因为日本一国的gddp总和，其金融资产则相当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两倍左右。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贸易量约占东亚的五分之一。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构建其全球供应链。
首先从亚洲各国获得原材料，随后又购买廉价零部件，而将成品主要销往美国，然后是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
制造业供应链的扩展有时又被称为“飞雁模式”。
日本正如领头雁，随后是“亚洲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再之后是“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最后是中国大陆。
而系统供应链网络内，有着美元和日元两种货币标准。
1985年9月，“广场协议”让日元和欧元价格在国际市场走强。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40∶1升至1987年12月的120∶1左右。
到1990年，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过高估值和随后的回落。
过高的日元导致日本在美国股票市场大量投资，部分推动了1987年美国市场的股灾。
1989年日本房地产市值估计约为24万亿美元，是美国地价市值的四倍，而日本gdp仅是美国的60。
泡沫之后，日本不得不改变国家整体战略投资方向，在零利率主导下，大量的日元开始从日本本土流入新兴的东南亚市场国家。
不过这在之后出现了两件事。
1995年1月17神户大地震和3月20日到4月19日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在达到80∶1的峰值后开始贬值。
地震重建计划刺激了日本本土的基建投资规模扩大，日元贬值下又刺激了出口，导致日本经济在1996年有了微小的复苏。
在日元走低下，日本银行开始利用日元走低的态势来回收其海外贷款。
这特么就要命了。
泰国的外债有百分之五十五是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