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虽然武将不行，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这不能说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过，只能交由后人评说。
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ròu_tǐ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像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几人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
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
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
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
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
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
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
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
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
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
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