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牟晖见到赵匡胤却说，家里有个下人将一头猪给弄丢了，因此跑来向皇帝抱怨。
赵匡胤听到竟然是如此一个“案件”，无奈之余，却也没有动怒，反而是赏赐了牟晖一千钱，让他再买一头。
处理完百姓的事后，赵匡胤是笑着对宰相说。
“连丢猪之事都来告御状，看来民间没什么冤情啊。”
由这件事可以看出，宋朝百姓“击鼓鸣冤”门槛之低，这确实是值得称道的。
也因此，许多“击鼓鸣冤”的事件、民间故事、包括戏曲多以宋朝为背景，也侧面说明宋朝在这项制度上的实行力度是超过其余朝代的。
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将这一制度沿袭了下来，还专门设置了官员管理。
一旦民间有百姓前来伸冤，任何官员不得阻拦，违者重罚。
若冤情巨大，皇帝需亲自审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同志乃是农民出身，当了皇帝之后依然不忘本，非常的关心农民的生活，而且非常痛恨官员的贪汙**。
所以在洪武18年，他是亲自参与发行了一本《大诰》。
其中就明确记载了如果各地方官员有压迫百姓豆或有贪汙**的事情出现，百姓可以手持这本《大诰》一路到南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状。
而且只要手持一本《大诰》，百姓就可以畅通无阻。
如果还有各级官员敢阻拦他们，那么这些官员全家都要被处死。
在这样严刑峻法的压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较方便的告状，同时，那些官员们也都战战兢兢，不敢再阻拦了。
当然，朱元璋也会对百姓说的情况进行细緻调查，一旦发现这些老百姓是诬告，他也会严加惩罚，因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
因此在朱元璋在位的年代，还真有这么一位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群，此人就是江苏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洪武十八年{1384年}，陈寿六因受地方官吏顾英欺压，愤然与亲友一起将顾英捆绑，头顶《大诰》送到南京来向朱元璋告状。
得知消息的朱元璋非常高兴，他是亲自接见了陈寿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后，朱元璋是下令将顾英打入大牢，而且还特地赏赐了陈寿六二十绽银子{相当于今天人民币一万两千块钱}，并免除他们全家三年赋税。
这算是明朝第一个告御状并且成功的平民百姓了。
至于到了明朝中后期，这项规定渐渐变得名存实亡，不太受皇帝重视了。
到了清朝的话，除了晚清时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由于进过许多艺人的宣传加工，所以传播的较为广泛，知名度较高。
而且牵扯的官员较多，最后惊动了朝野，事情传到了慈禧的耳朵里慈禧下令重查案情，最后在上面的压力之下，下面的官员重新调查案件才还了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个清白，这算是一个告状成功的案例。
至于其他时期，就比较少了，因此“登闻鼓”反倒成了普通百姓的禁忌。
因为告御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有人告御状说明你的政府办事不利，会使得人民不相信政府，所以有的史书也不会记载，很少有闻名天下的。
还有就是清朝也设立了御史台都察院等类似于今天检察院等的机构，这些机构人员每年都会到各省，州，市去巡查一番看到听到有人叫冤，案子的冤情可能比较大，他们就会将案子上报给皇帝，请皇帝定夺。
这时皇帝认为案子案情重大，他就会派他人重查案子经过，有时就会不了了之，还有这就是真正达到皇帝耳朵里的案子会很少很少。
再加上下面的官员，官官相护，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会承认自己错判了案子，造成了冤假错案。
而且会直接贿赂上面来查的官员选择息事宁人，使冤情不能上达天听，甚至还规定告御状有罪。
例如《大清律例》规定，百姓击打登闻鼓必须有检举贪官、关乎国家大事、有极大冤情等事务方可，否则将以大罪重罚。
如此重重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