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我回到了高三那年的春节除夕。
闹闹拎着满满一兜子烟花炮仗找上门来，我打小就害怕放炮，每年都是她在屋外点，我在屋里看。
二踢脚发出巨响，我看到她殷红的双唇，一张一合。
她在大笑，又好像在说什么。
四年来，我第一次看清她的脸，甚至连她脸上的毛孔，眼角的泪痣，每一帧都清晰到令我流泪。
我真的流泪了。
震天的炮声中，我只听清一句。
宅宅，谢谢。
我哭得枕头都湿了。
事儿先生的唇滚烫，，醒醒，别哭了，我在这里。”
我缓了好一会儿。
原来是梦。
床头的台灯已经被他打开，光线昏暗。
我脱口而出，“大半夜的，你怎么......”本想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卧室，又觉得这么问太没良心，临时改成“你怎么知道我做噩梦了。”
隔着一堵墙，他的听力真不一般。
“我本来睡得好好的。”事儿先生抽了几张纸巾给我，“还不是你，哭得稀里哗啦，把饼干吵醒了，它挠我的门，又把我吵醒了。”
我起身半靠在床头，接过纸巾，把眼泪鼻涕一股脑儿抹干净。
饼干在脚下转了几个圈，卧在我的拖鞋上。
事儿先生低声安慰我，“再睡一会儿吧，你这两天累坏了。”
我思索片刻，掀开被角，“你今天，可以陪我么？”
他犹豫了几秒，盯着我的眼睛，“你确定？”
“你别瞎想，我没别的意思。”我抿了抿唇，嘴巴干干的，“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都连着惊醒好几次了。”
事儿先生轻轻笑了一声。
我被他盯得脸上发烫。
下一秒，他关掉了台灯，我听到被子的翻动声。
我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霍吉在《习惯的力量》里曾经提到，人，二十一天就能养成一个习惯。
事儿先生只用了一天。
饼干随他，也只用了一天。
我始料未及。
诚然，一周以来，我睡得还算踏实。但事儿先生每晚自觉钻进我屋里这个事实，难免让我产生心理负担。
长此以往，擦枪走火是迟早的事。
饼干的生物钟更加准确，十点一到，它会准时卧在我的拖鞋上，无论如何都赶不走。
一大一小，成了我的心病。
我好像回到了住宿舍的年代。
唯一区别是，当年四人一间，现在两人一狗。
我试图跟他讲道理。
第一天，他说我“过河拆桥”。
第二天，他说我“上树拔梯”。
第三天，他说我“过桥抽板”。
第四天，他说我“得鱼忘荃”。
到了第五天，他连“恩将仇报”这种词都用上了，舒郎才尽。
我提醒他，“还有兔死狗烹和卸磨杀驴，你可以用一下。”
他眼神凉凉地，“不如我教你一句——请神容易送神难。”
我：“......”
他翻了个身，干脆背对着我。
睡前姿势克制且优雅，但晨起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一般会枕在他的胳膊上，有时一手搭在他的腰上，有时一脚摞在他的腿上。
要多亲密有多亲密。
据闹闹评价，我的睡相尚可。
有时我半夜迷迷糊糊醒来，事儿先生的睡相也没得挑。
其中奥秘不得而知。
习惯之可怕，不仅在于它对事儿先生的影响，也在于它对我的影响。
睡梦中，我听到了电话铃声。
第一反应，不是找手机，而是推向身边的人。
又推几把。
旁边的位置，是空的。
铃声仍在持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
空荡荡的卧室里，vitas的《星星》尖锐高亢，这是母上大人的专属铃声。
话筒另一端传来母上大人特有的嗓门，“易歌，你好大的胆子！”
我早有心理准备，佯装淡定，“发生什么事情了？”
母上大人怒吼：“要不是我给你姥姥打电话问安，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