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夏天，四哥的弟弟和同学一共三人，决定从临沂扒火车去看望在河南焦作打工的四哥。车过兖州的时候，他们被联防队员抓了起来。那时正值打击“盲流”的高峰期。那些未经允许离开乡土、盲目进入城市求生的人，常被地方政府以此名义抓捕收容，甚至发生过不少“盲流”死于收容站的事件。
弟弟一行三人被抓后，没有立刻被送往收容站。联防队员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在院子里罚站，他们如果能坚持四个小时，就放他们走。在阳光下暴晒四个小时，很容易丢掉性命。弟弟问，能不能换一种惩罚。联防队员取来一桶五升装的水，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能一口气把这桶水喝下去，他们就可以走。
弟弟选择自己来尝试这个新惩罚。喝水之前，他哭着哀求，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他的肚子，那么多水喝下去，一拳下去肚皮很有可能爆炸。联防队员默许了。弟弟艰难地喝完了那桶水，这场惩罚也就此过去了。
到达焦作与四哥碰面后，弟弟讲述了这件事，几个人抱头大哭。四哥说，他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世道怎么会这样艰辛，活着怎么会如此不堪。
四哥和弟弟几个人决定回乡，又一起扒火车踏上回程，巧的是，在兖州再次被抓住了。联防队员还认得弟弟，任凭四哥怎么说自己是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怎么哭诉农家子弟出门多么不容易，仍然换不来联防队员的同情心。最终在暴晒和喝水这两种惩罚之间，四哥挺身而出，喝完了那桶水，忍着胃部的剧痛上路。
回到大埠子见到亲人，叙说这一来一回的遭遇，所有人又一次抱在一起大哭。
成为老板的四哥
我在上海见到的四哥，已经是一位老板。数年前，他在重庆开了一家公司，专事汽车配件经营，如今他已身家不菲。
这次四哥来上海谈业务，偶然知道我也在上海，就改了行程，要见我，和我讲他的故事。“我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跟别人我不愿讲。”四哥说。
成为老板的四哥讲了一些行业黑幕，以及他从一无所有闯出来的代价。
不到五十岁的四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挣一点钱，带嫂子环游世界。
嫂子比四哥年轻差不多十岁。恋爱的时候，四哥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少说了七八岁，等嫂子发现时已晚了。
但四哥说，能骗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嫂子想离婚，他愿意净身出户，把所有资产都留给她。嫂子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他小时候吃咸菜中毒，脑瓜有毛病，担心她走了之后，四哥承受不住。不知道这算不算甜言蜜语。
四哥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成为老板后，走在街上和别的老板没太大差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代农村孩子经历的苦难。
悲剧的烙印
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的烙铁，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消失或愈合。
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丧命，不是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没法上，也不是在烈日下喝掉五升水，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一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前，画眉飞走了，只剩下狗。
四哥的父亲去世那天，大埠子村下了一场仿佛可以覆盖一切的大雪。有人发现他居住的小院着了火，想去救时，已经无法靠近。等到火熄灭，父亲被发现倒在煤球炉上，还保持着坐姿。
在前一天，四哥的父亲去大哥家要钱，没多要，要一百，这是每个儿子应付的抚养费。大嫂没给这笔钱，说家里太穷，拿不出来。
父亲转身去了二哥家。二嫂没说不给，而是说，就算贷款也得给这一百块钱，可是总得把款先贷出来吧。
四哥的父亲走了，没有再去三哥家。据村里人分析，父亲回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