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第一次在村上春树的书里接触到“文字具有极限，不可能表达全部的思维”这个概念后，几乎像是豁然开朗，此后十年——大约不到十年——我孜孜不倦去思考的，便是如何将思维转化为尽量准确的文字，我丢掉华丽的连我自己都不明白的那些不必要的笔调，留下简单的枝条，再将叶片变得繁盛，再进行修剪，如此一次次的轮回。到如今，在我继续修剪这种笔调的现在，我三十岁了。
有人觉得我的文笔不错，有人则不然。当然各有其理由。
其二：
说说我的性格。就我本身而言，我存在极大的性格缺陷。
这样的性格缺陷，源于在接受教育时，经历了错误的顺序、进行了错误的构架。启蒙的时候，爷爷教给我的，是非常正确正直的思维方式，后来我读鲁迅，念书的时候，我在作文上模仿鲁迅的我思想也不好，我很疑惑地想，我在抨击坏事，为什么思想不好的反而是我呢？想通之后，这便是最初的分歧和格格不入——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经历了这些。
接下来我经历的是一个急速变革的年代，曾经有一个读者在书评上说，我见证过当初那个时代的余晖，确实，在我小的时候，我见证过那个变革尚不剧烈的时代的余晖，而后便是剧烈的变化，各种观念的冲击，自己建立的世界观，却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再然后，由于家庭的困境，我放弃了大学，在我放弃大学的时候，知识在我脑海里也不再拥有重量，没有重量，就没有敬畏，我随意地拆解一切，于是，所有正统的知识，都失去了意义。
我时常跟人说，所谓“意义”，来源于“仪式感”，我们小时候过家家，大家都很一本正经地商量碗筷怎么摆，人怎么就坐，喂饭怎么喂。我们清明节扫墓，跪下来，怎么跪，磕几次头——对于纯粹的唯物论者来说，这些跟鬼神有关吗？没有，他们只跟我们自己有关，当我们一本正经地这样做了以后，会产生“意义”的重量。
在最简单的解释里：当我们为一个事情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之后，我们心中会自动说服自己，做的事情，是存在意义的。
所以后来，一旦有些不想念书的书友跑来问我，要不要读大学或者继续学业的时候，我都会劝他们继续，不全是为了知识，更多的是，为了让他们在进入社会的时候，感受到他们自己做出的付出，感受到那种沉甸甸的东西，然后他们告诉自己：“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进入了社会，然后我失去了一切敬畏，我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可以用基本逻辑结构的，而我的脑子也还好用，当我遇上一件事情，我的脑子会自动回到几千年前甚至几万年前，从原始的社会构筑逻辑，然后一环一环地推到现在，寻找这件事情的所有成因，若能找到原因，脑子里就能过去。一如我在三年前说的野猪的故事，道德的成因。
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可能有着某种叫做阿斯伯格综合症的精神病，这类病人以逻辑来构筑感性思维，在我最不擅长与人交流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试图以逻辑来形成一套跟人说话的准则……
毫无疑问，我尝到了苦果。
若只是存在上面的几个问题，或许我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的写东西。半年以前我看见一句话，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出色的作者最重要的素质是敏感，对于一些事情，别人还没感到痛呢，他们已经痛得不行了，想要忍受痛苦，他们不得不幽默……
我常跟人说我毫天赋，但大概敏感的素质是具备的。我有时候看我们八零后，走入社会之后，不知道如何是好，改变自己的三观、扭曲自己的精神，在挣扎里，没有人知道这些有什么不妥，直到某一天——大部分人——将金钱权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视为成功的准则，不断地追求，追求到了的人，又觉得不满足，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却是掉了，人们开始怀念曾经的青春啊、年少了，倒是导致了一大批《匆匆那年》的流行，但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