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柳信廉走后，陈招喜拆了礼盒，除了四色糕点、八匹彩帛，并四只银光闪闪的船形银庭，底部錾刻了“王”字，竟是官银。银庭倒还罢了，只做收藏或打做饰品、器皿用。最重的当数四匹彩帛。
大唐建国初沿用隋五铢钱，高祖时造“开元通宝”，一直沿用至今。大唐以铜钱为主要流通货币，一千文钱为一贯，即一缗。一文重一钱，而一缗周日重六斤四两。交易金额较大的，比如五缗钱，竟要搬三十二斤重的铜钱。因此大于五缗多以丝帛做交易。
《唐会要》卷八八中所言：“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市肆必须用钱，深非道理。至今后，与钱货兼用。违者准治罪之。”
同样的丝帛，不同原材料、不同手工制成，价格差异巨大。因此大唐为保证丝帛的质量，对丝帛管理极严格。一是官营纺织业，二是通过户籍管理保证对民间丝帛产品的获得，三是必要手段保证纺织品质量，四是对纺织业违法行为进行严厉处罚。
官营纺织业实行工匠征集制度，不同于其他徭役可“纳资贷役”。在官府服役时不许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缺“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即手艺好的匠人，不能“纳资贷役”，一旦有人员缺口，先补熟手。
户籍管理规定“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又规定了匠人服役时间与丁同等，提高了工匠地位。官府直接收购非服役时间匠人织造的丝帛。
帛作为货币，产品质量是必然要求。官营纺织采取工匠培训制度，“教作者传家技，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通过工匠培训和考核制度来保证生产质量，通过产品实名制度来建立产品质量责任追踪制度。同时制订样式作为生产标准，作为考核工匠的依据及验收调物和税收物的标准。并为市场交易时买卖双方参照之商品质量依据。地方专供的织锦户也必须严格遵照官样，并禁止民间私自生产和销售。
《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规定：“行利赃重者，谓卖行滥，短狭等物，计本之外，剩得利者，计赃重于杖六十者，谓准盗罪。一尺杖八十，一匹加一等。计得利一匹一尺一上，即从重科，计赃累而倍并贩卖者，亦如之，谓不自造作，转买而卖求利，得罪并同自造之者；市及州县官司知行滥情，各与造卖者同罪，检察不觉者，减两等，官司知情及不觉，物主既剔，各须类而倍论。”
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政府命令等形式，大唐保证了帛为所有人所接受的货币。因此也影响了纺织业的飞速发展。
《唐六典》卷三七《户部尚书》。曾把绢产地为八等，一等宋、亳；二等郑、汴、曹、怀；三等滑、卫、陈、魏、相、冀、德、海、泗、徐、博、贝、兖。兖州也是绢的重要产地，只是柳湾镇虽属兖州，且土地肥沃，于桑树却是养不好，只能种些白叠子，织些白叠布，却不值钱，只能自用。
这四匹彩帛光看其成色，就知非是兖州自产的，而是宋、毫所产的一等绢。看上去光洁绚丽，并不是常见的绞缬印染法，而是采用了夹缬印染术，印染图案花纹对称，又不易脱色，触之柔软爽滑，手感舒适。
一匹兖州自产的帛，价值一缗钱，此四匹帛，视其价值每匹布当换两缗钱。八匹就是十六缗钱。便是如今“陪门财”要价日高，十六缗钱也足够娶妇了。柳家此次谢礼可谓大手笔。有了这笔钱，就姐弟两现在的消费水平，便是坐吃山空，也够吃几年的了。
彩帛虽觉得价值过高，但柳信廉上门言辞凿凿，直道救了外孙一条腿回来。官家少爷的腿自然金贵，既送做谢礼，陈招喜便笑纳了。至少陈招财开蒙上学的束脩，这两三年都不用愁了。
待入了伏，李福的母亲柳十二娘，来探望儿子时，还专门随了儿子来探儿子的小友，柳十二娘是个温柔的妇人，涂了铅粉胭脂的脸，只称得上清秀，挽了半翻髻，只插一只象牙梳子。说话细声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