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哪里看得上那些“小钱”啊，再说了他还以为自己占了大便宜呢，自然是无所不允了：“这个朕也准了！”
好吧，皇帝都应承了下来，章惇作为宰相，自然是要共同进退的。说不得也是要冲锋陷阵在前，把这口黝黑的黑锅给背上。
文人士大夫的脑回路很清奇的，这种利人利己的事，他们都要跳出来反对一番。反正就要显得自己水平很高明，不这样上蹿下跳的话，生怕不显得自己存在。但要是分配苦差事，他们就噤若寒蝉了，生怕被点名了。就算点名了，也百般推诿，丑态百出。好一幅官场众生相，章惇自己都觉得恶心。但没办法，同僚都是这种货色，章惇只能认了。
不过嘛，章惇也不是没有办法，反正利用治水的名头去指派官员就行了。哪个跳得最欢，就指派哪个去，只要使出这一招，就不怕群臣不低头。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手段也不过是小试牛刀罢了。
治水这个活计，又苦又累，习惯了养尊处优的京官哪里肯去？要是在高太后时期还算好，就算在磨洋工也好，也不用怕被撸掉官职。而且还能上下其手，贪污个不亦乐乎。但是等赵煦亲政之后，就没那么好说话了，治水不力？贬！官员倒是不怕被贬，只是不杀头，他们还是一样会去贪污的。只是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地方，那就是受罪了。
有人说，清廉的官员只占百分之十，剩下百分之九十都是贪官。
按照张正书的说法，这些个官员一个个都拉出去砍头，那肯定有冤枉的；但是隔一个砍一个，那肯定有漏网的。
而且皇帝的心思也很奇怪，贪污什么的算什么？只要你能“领悟上意”，深得皇帝的心，那么皇帝也就纵容你贪污了。章惇也想整治一番吏治，因为熙宁变法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问题，而是官员贪污的问题。好端端的一个青苗法，明明是利国利民的，可到了地方呢？地方官员不按规定办事，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多放贷款，多收利息，不惜层层下达指标，强行摊派贷款，特别是将贷款强行摊派给不需要贷款但有偿还能力的富户，而不愿贷给真正需要的贫农，由此引起了富户与贫农的共同反对。百姓对新法自然也就怨声载道。
虽然规定的利率半年是百分之二十，但是地方官员们却常常私自提高利息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更多。好端端的一个利民举措，变成了合法高利贷，能不失败才有假了。而多出来的钱哪里去了？用屁股想都知道，肯定进了贪官的私人口袋了。
要是利息高也就罢了，高利贷而已，不去借就好了嘛。但是地方官员哪里会放过这么一个发财的机会，强行摊派，分任务，下指标，变着法逼百姓向官府借钱。而这些贪官呢，则生无本之财，利用国库借钱来充实个人的荷包。
要知道王安石为了保证青苗钱的可回收性，规定“五户以上为一保”，商量好要借多少钱，大家互相担保。而到了执行过程中，竟变成了官府强令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并向各等级民户摊派青苗钱。收钱时若贫户无力偿还就向富户索取，将贷款的风险转嫁给富户。想想看，在地主阶级为主导的宋朝，地主被惹怒了，还能有好下场？
不用说，青苗法失败了，败得一败涂地。
章惇吸取了青苗法失败的教训，在绍圣二年恢复青苗法的时候，章惇特意规定了青苗法借钱是完全自愿的，禁止强制，只收一分息，给散本钱，不限多寡，各从人愿，仍勿推赏，其出息至寡，则可以抑兼并之家，赏既不行，则可以绝邀功之吏，进一步减轻了农民负担。
好吧，虽然章惇提前打了预防针，还是有不少贪官上下其手的。章惇利用职权，弹劾掉了不少蛀米大虫，但还是无济于事。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种事是章惇没办法的。
解决了大部分的问题，赵煦才喜逐颜开地说道：“你小子倒是朕的福星，总能替朕分忧。”
要是赵煦称赞别个大臣，章惇立马就会有危机感了。可张正书现在连个寄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