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如今商贾地位有所提升，但终归还是权贵眼中的肥羊，砧板上的鱼肉，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那就任人宰割了。”张正书不知道怎么跟曾瑾菡说，二十多年之后金兵要南下攻破汴梁城，掳掠了徽钦二帝吧？现在金国都还没影，更别说赵佶和他儿子赵桓了，赵桓现在都还没出生呢！他要是说出了事实，岂不是成了神棍了？万一因为他的到来，改变了历史怎么办？这个话怎么圆？
所以，张正书只能借口皇帝不待见商贾了。
确实，自从周朝以来，当朝统治者就没几个对商贾是有好脸色的。这里面不排除某些门阀世家也充当商贾，他们为了金钱甚至可以卖国，实属可恨。但其实很多商贾，都是赚辛苦钱的。他们从南边买进了货物，冒着被劫道、冒着走水路翻船、被官兵盘剥、被当权者剥削的风险，只为谋个小康，他们容易吗？要是运气不好，被贼人劫道了，说不定还会命丧当场。
即便是这样，朝廷还是看这些商贾不顺眼，千万百计要打压。
也就是赵家人“仁厚”一点，但赵家人是更聪明的，他们知道商贾运用得好了，可以增进税收。可不，宋朝的商税已经远远超过了农税，占到了七成之多。要说宋朝对商贾多好嘛，也不见得，起码歧视还是普遍存在的。当然了，在等级分明的封建社会里要求人人平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起码现在商贾都算是有点社会地位了，起码比平头百姓要高，比农户要高。哪怕朝廷一再申明“农家”才是天下的根基，可在笑贫不笑娼的年头，大家可以不喜欢商贾，但不可能拒绝商贾的钱啊！
“郎君杞人忧天了罢，商贾势力如今风华正茂，如此大好局面，岂会如郎君所言，任人宰割？”
曾瑾菡说得也有道理，宋朝不禁商贾之人当官，这也是为什么商贾在宋朝能成气候的原因之一。都成了自己人，还喊打喊杀干嘛，狼狈为奸，官商勾结赚大钱岂不是好事？这也可以说明了，为什么宋朝投入数以千万计的钱去治水，黄河还是一再决口了。
官商勾结之下，工程质量岂能有保证？
要是给张正书来，他让系统来个全景预演，再于枯水期截断河流，用水泥修筑起大坝。别说什么河患了，黄河决口以后都成了绝唱。当然，这么说朝廷诸公好像有点不地道，毕竟他们没有水泥这种神器。但恰恰是如此，才显得他们可恶。为了一己之私，根本没实地勘察过就夸夸其谈，一会一个主意，最后乱成了一锅粥，到头来黄河别说治理好了，反而愈加泛滥。
为什么要争？
干嘛不争？治河有工钱数十上百万贯，随随便便贪一点都是以万贯来计算的，不贪白不贪！
“不管做什么，走一步看两步是很重要的，甚至还要看三四五六七八步。古人云，‘盛极而衰’，这是必然规律。不管做人也好，做生意也好，做官也罢，要‘思危、思退、思变’。不给自己准备后路的，那都是愣头青。”
张正书按压住心中的愤慨，他实在不忍心想起靖康耻。那不仅仅是靖康耻，而且一战打掉了士大夫们的脊梁，打掉了华夏的精气神。从那以后，汉家不再有光环，不再对异族有碾压的优势，甚至处在劣势。这一切一切的根源，就在武力不及。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落后就要挨打。可惜，汉人要用血的教训才能明白过来，只是为时已晚。那些士大夫，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哪怕是皇帝，也不思进取。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张正书不敢保证，他唯有准备一条后路，起码给华夏文明留个种子。
曾瑾菡听着有道理，也点了点头：“那郎君准备的后路，在哪呢？”
张正书笑道：“初定在广南东路那边，靠海，有天然良港。当然，我不打算在陆上生产，而是要把产业搬到海岛上去。以海岛为跳板，我们去继续开拓南边的岛屿去……”他垂涎东南亚好久了，那可是一个天然的宝库啊！矿产丰富不说，种植农作物也能一年三熟。现在那地方，除了瘴气丛生以外，没啥缺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