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西夏，并不是一个发育十分成熟、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充分整合的国家。
西夏建国前的河西、灵夏一带是多民族居住地区，有汉族、党项、回鹤、吐谷浑、鞑靼、吐蕃、沙陀等，民族成分极为复杂，就算是对西夏王室的正统来历，就有出自鲜卑和出自党项的不同说法。
《松漠记闻》中说回鹊在“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糜于西夏”。李元昊家族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结盟的手段，强行将这一地区的各族聚合在一起，而最初的夏政权实际就是各部落的政治军事联盟。
在西夏李家统治者的强力作用下，通过长期的杂居生活.原来的部族之间逐渐打破障碍，开始融合的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西夏历代国主通过制蕃礼、下秃发令、创制文字、引进宗教文化、开展对外贸易与战争等一系列手段，对西夏民族意识的产生起了积极的催化作用，逐步积累创造了独特的西夏民族文化。
但是西夏民族内部的种族差别尚未来得及消化，如《元史》卷170《袁裕传》云:“西夏羌浑杂居，驱良莫辨”。所谓羌即党项羌等藏彝语系各族，浑则指吐谷浑等阿尔泰语系各族。
吴海为西夏人所作的《王氏家谱序》又说:“其俗自别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屠寄据此云:“其俗以旧羌为番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如小李、高、史、来、杨、刘、王、周、张诸氏皆汉河西也”。例如“惟夏之名族，别于唐兀，则有刘氏焉，始居敦煌，夏亡，徙甘州之张掖”。
此刘氏当即“河西陷没人”，仍保留汉族特征。张养浩《甘肃行省创建来远楼记》:“张掖距京师为里数千，民错居其间者，种复非一”。
这些记载都说明西夏虽然已经开始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但却并始终都没有完成这一过程，就算到了现在帝国军大举袭来，西夏的内部种族差别仍然存在。
其实不要说这个小小的西夏，哪怕是强大的帝国，乃至后世的各国，都有着相同的问题，而且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对此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来解决。
以前西夏雄踞西北，四处侵扰周边各国之时，国内的各个民族之间还能保持一种平衡，可是自从连年大旱以来，所有的矛盾都被激发出来。
西夏有水源的地方不多，只有黄河和大通河附近最适合生存，所以作为党项人的国主李乾顺，自然下令让本族之人优先迁徙过来，这就引起了境内其他族群的不满。
如果西夏党项一族继续保持高压统治的话，那估计问题也不大，毕竟别的族群没有反抗的能力，可是现在就不同了。
帝国南北两路集团军大举进攻，西夏国主李乾顺采取了集中举国兵力，准备先歼灭帝国北路军，在转战南方吃掉帝国的另一路军队。
西夏国主李乾顺的计划不错，但是他没想到以往战无不胜的西夏铁骑，竟然在野战中打不过帝国的步兵。
野战的失败，就像在每一个西夏将领的心头狠狠的斩上了一刀，削掉了他们的骄傲和荣耀。
对于擅长骑射的西夏将士来说，己方强大的骑兵在还算平坦，完全可以奔驰的旷野中却打不过机动力极差的步兵，这简直就颠覆了他们对战争的认识。
此时困守在兴庆府的西夏国主李乾顺，也十分的迷茫，根据之前的数场战斗来判断，他知道这场战争自己已经无力回天了，也不知道今后该何去何从。
就连西夏的国主李乾顺都开始出现了这样的心理，更不要说其他的将士，以及西夏的百姓们了。
鲁定公曾经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
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皇疏》：“君若无礼，则臣亦不忠也。”这话可以与孟子所论比勘。
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些言论都阐述了君民之间的关系，如今西夏国主李乾顺完全不顾及